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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并不是所有学术用语都叫文科黑话。那些贴切的理论阐释（比如学人用女权主义理论解读性别议题）不叫文科黑话，而是常规的学术分析。那当代青年厌恶的是怎样的文科黑话呢？举个例子：评论者把一切权力结构里的行为都称之为“规训”，把人文社科领域常见的术语，比如异化、剥削、解构、建构、能指和所指等词汇，不加甄别地运用到所有评论，使这些专业术语在传播中成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也使得不少读者误解了词汇的原意。

　　又比方说近年来很火的概念“内卷”。这个词出自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著作《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它又被翻译为“过密化”。“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以获得较高的产量。”然而，黄宗智注意到，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即过密化现象。这个现象叫内卷。但在今天，内卷已经成为对饱和式竞争的形容，它的语意一步步扩大到包括剥削、内斗、内耗等意思。

　　“要想理解巴特勒的观点非常困难，因为要搞清楚这些观点到底是什么就非常难。巴特勒是个很聪明的人。在公开的讨论场合，她已经证明了她是可以把话说清楚的，并且能够迅速领会别人对她说的话。然而，她的写作风格却是沉闷而晦涩的，充满了对其他理论家的指涉，这些理论家来自许许多多迥然不同的理论传统。……。所以，阅读巴特勒遇到的最初问题就是，要想在她所引为支撑的这么多相互矛盾的概念和学说之中找出她的论点，实在令人犯难。”

　　“从一套结构主义的论述 （在这种论述中，资本被理解为以一种相对同源的方式，构造了社会关系） 转变为一种关于霸权的观点 （在这种观点中，权力关系被迫进行重复、聚合和再接合） ，这样一个变动就将时间性的问题带入了关于结构的思考之中，并且标志着阿尔都塞理论的形式转换，也就是从一种将结构的总体性当作理论对象的理论，到一种新的理论形式，在这种理论形式中，洞悉了结构的偶然可能性的见解开创了一种新的霸权概念，这种霸权与偶然的地点，以及权力的再接合策略紧密关联。” （见《戏仿的教授：朱迪斯巴特勒著作四种合评》）

　　巴特勒至少有自己深刻的思想，很多拾人牙慧的生产者是既没有创见，也没有成熟的理论修养，他们就是不想好好说话，用故作高深的词汇召唤同温层的潜在作者，以话语的缠绕来掩饰自我思想的孱弱。到最后，名义上是曲高和寡，实则水平有限，既不接地气又缺乏独到见解，这类黑话继承者其实是很尴尬的，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空洞，却没有底气承认自己是一台人肉复读机的事实，他们站在圈内的舒适区裹足不前，端出智识上的优越感来打量世界，可惜这些黑话既无助于他们理解世界，也无助于他们被世界理解，最后不过是加固了彼此之间的围墙。

　　很多学子习惯讲文科黑话，是因为他们从本科到研究生乃至博士阶段，都面临研究导向的学术论文，在当前的学院评比体系里，将文科黑话活学活用为学术论文，已经是广大文科学子的必备技能。他们年复一年习惯了学术词汇缠绕式的表达，最理想的去处是专攻学术或者称为高校教师，但中国再怎么大，高校职位依旧僧多粥少，剩下大部分学子只能流入市场，面临“话语错位”的窘境，比如新媒体是一套表达、事业编又是一套表达，跟学术话语都不一样，我们的文科教育喜欢强调“无用之用”“无用之美好”，可是现实的骨感迎面敲在毕业生的脸上，如果不被市场认可、无法挣够体面的收入，还有多少勇气能坚持这无用的美好？

　　问题其实不是在于“学术表达”本身有问题，而是首先有两个现实困境：第一，能将学术作为职业的人是极其有限的，大部分人都不得不面对市场筛选；第二，考研考博（或申请硕博）成功并不等于适合学术，在工作越来越不好找的环境下，不少人是“害怕市场竞争”“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暂时逃避社会压力”“拼一纸好看的文凭”，所以选择考研，一个例子就是，在疫情发生的这一年，考研的人数相比往年是上升的，以至于考研、读博、竞争成为高校教师，也成了一件“内卷”的事情。人们渴望通过考试逃离内卷，却又进入了下一个内卷，如此反复，直到厌倦，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

　　前不久，我的一位豆瓣朋友感慨现在的上海交大附中国际部，小孩子都记得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概念，其实，这也不奇怪，国际部本来就是对口留学深造的，能进上海交大附中国际部的孩子，家境一般不会差，在富足、安稳的环境下，孩子们培养哲学的兴趣，记住一些哲学概念，并不是稀奇的事，这本质上跟我们小时候记作文素材一样。但其中令人叹息的，或许是当一线城市国际部的孩子畅谈福柯、德勒兹，四五线的小镇青年、农村青年，却只能继续在题海中苦熬，偶尔读到哲学，能一起交流的也少之又少，换来的更多是冷漠、偏见，眼前是教育资源不均的巨大鸿沟。

　　诚然，一些社会现象的阐释，需要求助于专业词汇才能融会贯通。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Charismatic Leadership”（克里斯玛型领袖，亦可通俗理解为超人领袖），对诸如希特勒、斯大林等政治强人，具有高度且准确的概括，并让人理解此类政治人物不断涌现的内在原因，以及其在政治场域中扮演的位置。又例如韩剧《浪漫的体质》里提到的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在地单位因担心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现象”，能用它来解释垃圾焚烧厂选址引发争议等社会议题，其实也相当贴切。

　　但是在专业词汇过剩堆积，步步发展为文科黑话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看到，文科黑话越来越成为思维懒惰的表现。在遇到具体事例时，一些沉浸于学术话语，或者似是而非其实懒于深入思考的人群，习惯于对事情进行简单概括，并使用“文科黑话”加以归纳。比方说，遇到任何存在雇佣关系的案例，都使用剥削、异化、规训。固然，在当下劳工议价权有限的情况下，在许多行业，底层劳工都存在被剥削的状况，但仍存在一些具体事例是不能用剥削来简单概括的，比如出版业常见的独立出版机构与作者、译者的纠纷问题，公益组织与小众青年空间的内部问题等，每一件事都需要具体分析，可如果还没深入分析，就使用文科黑话，讨论的议题焦点就容易被模糊，或者沦为一场符号式的话语狂欢。就像当我们都在说内卷，内卷也是被消解的。